OpenAI封禁俄伊兩起「虛假前台」影響行動:首次處置5級行動,AI正成為幕後提效工具

Published · AI Daily — AI-assisted deep research, methodology & disclosure

2026年10月8日,OpenAI披露已封禁兩起使用其模型的隱蔽影響行動:俄羅斯的「Dark Clark」與伊朗的「Bogus Bylines」。兩者都靠「虛假前台」實體,把衝突相關的敘事洗白後送達受眾。伊朗行動營運七個虛構記者人設,向各國中小媒體投稿;俄羅斯行動則借拉美不知情人員營運一家「智庫」。按Breakout Scale評估,俄方為5級,是OpenAI報告以來首次處置的5級行動,伊方為4級。報告的核心結論是:這些行動與前AI時代的複雜影響行動高度相似,AI只是讓工作流更省力。

2026年10月8日,OpenAI在其安全欄目發布報告《Disrupting AI-enabled “false front” operations》,披露近期封禁了兩起使用其模型的隱蔽影響行動(IO):一起源自俄羅斯,一起源自伊朗。兩起行動的共同點是都搭建了「虛假前台」實體,借這些實體把與地緣政治和衝突相關的資訊「洗白」,再送到目標受眾面前。這是OpenAI過去兩年半持續發布威脅報告的又一篇,此前的報告涵蓋了網路攻擊、隱蔽影響行動、詐騙以及其他違反使用政策的行為,目的是讓監管者、業界同行和社會了解威脅行為者如何試圖利用AI,以及他們瞄準了哪些薄弱環節。 先看事實層面。伊朗的行動代號「Bogus Bylines」,營運著一個由七個「記者」人設組成的班底,向世界各地的中小型線上媒體推銷長篇稿件。除長文外,該行動還批量生成社群媒體留言,主題大多與美伊戰爭相關,並用AI起草內部報告。俄羅斯的行動代號「Dark Clark」,似乎利用了拉丁美洲不知情的當地人,讓他們在當地營運一家「智庫」。除控制這家智庫外,行動方還製作了偽造的「洩露」文件和音訊腳本,其中一部分被OpenAI發現在網路上傳播。兩起行動都大量使用AI撰寫內部報告,俄羅斯行動在這一項上用得比任何其他用途都多。報告特別指出,兩方行動者都用有疑問甚至完全欺騙性的方法,誇大營運者的成效。

再看「Dark Clark」的運作細節。OpenAI封禁了一批源自俄羅斯的ChatGPT帳號,它們被用於針對拉美各國的隱蔽影響行動。大部分活動似乎意在損害烏克蘭在該地區的聲譽,另一部分則似乎想影響當地政治結果,尤其是阿根廷和玻利維亞。多數操作者用俄語提示,有一人用西班牙語提示,但看上去同樣身處俄羅斯。由於OpenAI不允許從俄羅斯存取其模型,他們借助VPN連接服務。模型被用於三類主要任務:撰寫關於自身活動(以及他們能夠合理地「認領」的他人活動)的內部報告;為行動製作內容;起草一個自稱「研究平台」的拉美機構「社會研究中心」(SRC)的績效報告。行動方似乎透過一個名叫「Mia Clark」的虛構人設控制SRC,OpenAI因此把這起行動戲稱為「Dark Clark」。在內部報告裡,操作者聲稱已在拉美散布假故事,以打擊烏克蘭或當地領導人,其中一些假消息已被開源研究者歸因。OpenAI已把此案的資訊分享給相關當局。

這份報告最值得注意的一點,是其對「AI作用」的定性。OpenAI寫道,這些行動與前AI時代的複雜影響行動非常相似,只是用AI讓部分工作流更容易。伊朗的記者人設與2016至2017年的虛構記者「Alice Donovan」有相似之處,後者是俄羅斯軍事情報部門的前台,其文章被多家西方媒體刊發。2020年,與俄羅斯網路研究機構過往活動有關的人員營運了名為「PeaceData」的假「新聞」網站,把世界各地不知情的記者拉去為其撰稿。換言之,手法是舊的,變化的是成本與速度:AI能帶來更大的規模、更高的效率、更流暢的語言和更強的編輯能力,營運者可以藉此欺騙員工或編輯等不知情的受害者,把內容放到根本不知道幕後是誰、動機是什麼的受眾面前。 從影響力評估看,這兩起行動也不尋常。OpenAI採用IO Breakout Scale,該量表把影響行動從1級(最低)到6級(最高)打分。OpenAI把俄羅斯起源的行動評為5級,這是OpenAI開始發布報告以來處置的第一起5級行動;伊朗起源的行動達到4級。兩者都成功把內容(並非全部由OpenAI的模型生成)放進了主流媒體,而不只是發在社群媒體上。這與OpenAI在過去兩年半曝光的30起隱蔽影響行動中觀察到的規律一致:嘗試把內容放進真實媒體,而不是依賴假社群分發的行動,往往具有最高的潛在覆蓋面與影響。報告還附有一張矩陣,按主要分發方式(社群媒體、行動自辦網站、外部出版物)與Breakout Scale得分,對自2024年初以來曝光的30起行動進行分類;同時使用多種分發方式的行動,按其核心方式歸類。

對AI開發者和平台而言,這意味著濫用偵測不能只盯著「模型是否生成了有害內容」。這些行動的單次請求往往看似無害:改寫文章、潤飾留言、總結材料、起草報告。真正的風險在帳號層面的組合行為,例如同一批帳號反覆為多個人設產出內容,或在不允許存取的地區經VPN接入。對媒體機構和企業而言,防線不在於辨識文字是否由AI生成,因為這些稿件有的並非由模型生成,防線應放在核驗作者、核查機構和追溯資金與人員上。對政策制定者而言,報告提醒我們,真正的槓桿也許在分發端:這些行動之所以能達到4級和5級,是因為內容被真實的編輯和媒體刊用。 報告還提出了一個值得產業界認真對待的觀點:虛假前台行動由於依賴隱蔽性,反而特別容易受到負責任披露的打擊。「Alice Donovan」和「PeaceData」在被曝光後都停止了活動。OpenAI公開此類案例的目標,是讓後續研究和打擊更容易,同時讓繼續營運更困難。這一判斷把「透明度」從一種公關姿態,變成了一種可操作的防禦手段。 展望未來,有幾點挑戰值得關注。第一,這類行動對AI的使用會繼續深化,但核心仍是人的組織和對真實機構的滲透,單靠模型側的攔截無法解決問題。第二,報告中的評級與歸因依賴OpenAI自己的可見性,只涵蓋用其模型的那部分活動;其他模型和工具上的同類行動不在此列。第三,真正的難點在媒體和平台側的協同:小型、中型線上媒體往往缺乏核驗外部投稿人的資源,而這恰是伊朗行動瞄準的對象。可以預期,威脅情報共享、作者身分核驗和機構透明度要求,將成為接下來一段時間裡AI安全與媒體生態共同關心的議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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